正文内容
· 进入铁岭民间艺术团的转折· 传统二人转技艺的系统学习· 东北方言与民间智慧的初步融合、命运的“绿色通道”，铁岭地区的冻土层硬得像铁。“黑瘦黑瘦的高粱秆”——这是村里媒婆王婶的原话。他站在石嘴沟村村口的土坡上，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梁，嘴里呼出的白气瞬间被北风扯碎。“本山！赵本山！”，吓飞了老榆树上最后几只麻雀。会计老吴的声音从铁皮喇叭里传出来，带着特有的电流杂音：“接到公社通知，马上到大队部集合！有重要事情！”
重要事情？本山心里咯噔一下。这些年，“重要事情”通常意味着要交公粮、出民工，或者开批斗会。他拍了拍棉袄上的土——这件棉袄是二哥穿剩下的，袖口已经磨得发亮，棉花从破口处倔强地探出头来。
大队部里已经挤满了人。墙上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标语褪了色，****两侧的对联被炊烟熏得发黄。公社文化站的李干事站在前面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表情严肃得像要宣布战争动员。
“社员同志们！”李干事清了清嗓子，“为了响应***‘百花齐放’的号召，丰富工农兵群众的文化生活，铁岭地区民间艺术团决定面向全地区招收学员……”
底下开始嗡嗡作响。有人打哈欠，有人交头接耳。艺术团？那跟石嘴沟村的庄稼人有啥关系？
“招收条件：第一，****清白；第二，年龄16到20岁；第三，”李干事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人群，“要有一定的文艺特长。”
人群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地射向角落里蹲着的赵本山。
本山正低头抠手上的冻疮，突然觉得后背发烫。他抬起头，撞上了李干事的目光。
“赵本山同志，”李干事的声音忽然温和了许多，“公社推荐了你。”
整个大队部炸了锅。
“啥？推荐本山？”
“他会啥文艺？就会学老孙头走路！”
“这孩子连小学都没念完……”
本山自已都懵了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打转：二叔知道了会怎么说？
“安静！安静！”生产队长敲了敲桌子，“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！赵本山同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在文艺宣传方面确实有特长。去年公社汇演，他演的《智取威虎山》选段，不是还得了个鼓励奖吗？”
本山想起来了。是有这么回事。但那哪叫演出啊？就是几个村凑在一起，在公社大院里比划比划。他演杨子荣，因为太瘦，军装穿在身上像挂在竹竿上，上台时还被门槛绊了个趔趄，惹得全场哄笑。
“明天上午八点，到县文化馆参加初试。”李干事把一张盖着红章的介绍信递给本山，“好好准备。”
那张纸很轻，但本山接过来时，手却在抖。
二、初试：土坷垃进了大观园
从石嘴沟到铁岭县城，六十里土路。
本山天没亮就出发了。他穿了件最体面的蓝布褂子——其实是把二哥的褂子改了改，还是大了一圈，下摆晃荡着。脚上是母亲生前纳的千层底布鞋，鞋底已经磨薄了，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碎石子硌脚。
二叔赵德明坚持要送他。一老一少，一个盲人一个半大孩子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。德明背着那把老旧的二胡，琴筒用破麻袋片包着，怕冻裂了。
“二叔，你说我能成吗？”本山第无数次问这个问题。
德明没直接回答。他仰起脸，“望”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：“山子，你记不记得咱村东头那棵老槐树？”
“记得啊，咋了？”
“那棵树，五十年前就是这么高，现在还是这么高。”德明说，“为啥？因为它长在石缝里，土薄，根扎不深。你要是真想长成材，就得挪个地方，哪怕刚开始水土不服。”
本山似懂非懂。
走到县城时，太阳已经老高了。铁岭县城比石嘴沟热闹一百倍：柏油马路（虽然坑坑洼洼）、三层楼的百货商店、冒着黑烟的拖拉机……本山看得眼花缭乱，差点被一辆自行车撞到。
文化馆是一栋苏式建筑，红砖墙，尖屋顶，门廊前立着两根刷了白漆的柱子。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上百号人，都是来参加初试的。有穿绿军装、扎武装带的知青，有梳着大辫子、脸蛋红扑扑的文艺兵，还有几个明显是城里孩子，穿着的确良衬衫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。
本山站在人群边缘，突然觉得自已像个误入凤凰窝的土鸡。
“哟，这谁家孩子？走错门了吧？”一个穿军装的男青年斜着眼看他，“这是招演员，不是招民工。”
周围响起一阵嗤笑。
本山的脸腾地红了。他想反驳，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下意识地去看二叔——德明蹲在墙角，正摸索着解开琴袋，对周围的嘲讽充耳不闻。
“第48号！赵本山！”
轮到他了。
考场设在文化馆的小礼堂。舞台上摆着几张桌子，后面坐着五六个考官。最中间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鬓角已经花白，手里拿着一支钢笔，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
本山走上舞台。木板在他脚下发出空洞的回响。灯光打下来，刺得他睁不开眼。
“姓名？”戴眼镜的考官头也不抬。
“赵、赵本山。”
“年龄？”
“十、十七。”
“表演什么节目？”
本山看向台下的二叔。德明点点头，把二胡架在腿上。
“我唱……唱一段二人转，《猪八戒拱地》。”这是德明昨晚临时教的，说这段热闹，容易出彩。
琴声响起来了。是本山听了千百遍的、二叔的琴声。奇怪的是，这熟悉的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显得那么单薄，那么……土。
他开口唱了。声音干涩，像生锈的锯条拉木头：
“说的是猪八戒，西天去取经——
一路走来一路哼，肚子饿得咕噜噜噜噜噜噜……”
台下有考官在捂嘴笑。
本山的心沉了下去。他硬着头皮继续唱，可越唱越没底气，到后来几乎是在念词。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，脚也不知道该怎么站，整个人像根被钉在地上的木桩。
“停。”戴眼镜的考官抬起手。
琴声戛然而止。礼堂里安静得可怕。
考官们交换了一下眼神。有人摇头，有人叹气。戴眼镜的考官推了推眼镜：“赵本山同志，你的……基础比较薄弱。二人转不是喊**，要唱腔，要身段，要表演。你——”
“老师！”
一个声音从台下传来。是赵德明。
他摸索着站起来，空洞的眼睛“望”向舞台方向：“能不能……让孩子再来一段？不用伴奏，就说话。”
考官们愣住了。戴眼镜的考官皱了皱眉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本山看向二叔。德明朝他做了个手势——那是他们之间的暗号：放开，就像在石嘴沟的打谷场上一样。
本山深吸一口气。他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眼神不一样了。
他突然蹲下，一只手在耳边扇风，另一只手做擦汗状，脖子一伸一缩，嘴里发出“呼哧呼哧”的声音。
“这天儿真热啊，”他开口了，声音变了，变得沙哑、苍老，是石嘴沟老孙头的声音，“热得**猪都不下崽了。”
台下有人轻笑。
本山站起来，背着手，脚变成内八字，一步三晃地走：“我说队长啊，这大晌午头的，让社员们歇会儿呗？你看那苞米叶子都晒蔫巴了，跟咱似的。”
他模仿的是生产队长。那个走路姿势、那个说话时总爱摸下巴的习惯，简直一模一样。
礼堂里的笑声多了起来。
本山越演越放松。他一个人在舞台上分饰三角：老孙头的狡黠，队长的威严，还有他自已——那个总在中间和稀泥的“小社员”。三个角色来回切换，没有唱腔，没有身段，就是最土最土的东北农村大白话，可活灵活现，妙趣横生。
他讲的是去年夏天抗旱的事：老孙头想偷懒，队长要抓典型，他在中间两边哄。那些细节——老孙头如何把草帽盖在脸上假装睡觉，队长如何躲在树后“蹲点”，他自已如何给两边通风报信——全是他亲身经历过的。
五分钟后，当他以一个夸张的摔倒动作结束表演时，台下先是静了一秒，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。
几个考官都在笑。戴眼镜的考官摘下眼镜擦了擦，重新戴上时，眼神里多了些什么。
“你刚才演的那些人，”他问，“都是你们村的？”
“嗯。”
“都是真实存在的？”
“嗯。”
“你怎么学会观察这些的？”
本山想了想，老老实实回答：“饿的时候，就爱看人。看人咋吃饭，咋说话，咋干活。看着看着，就记住了。”
考官沉默了一会儿，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。
“回去等通知吧。”
三、录取通知书与一碗高粱米饭
等待的七天，比七年还长。
本山回到石嘴沟，继续下地干活。他尽量不去想**的事，可脑子不听使唤。白天锄地时，他会突然停下，对着玉米秆模仿考官说话；晚上睡觉，梦里全是那个空旷的礼堂和刺眼的灯光。
第七天傍晚，生产队的喇叭又响了。
“赵本山！到大队部拿信！”
本山扔下锄头就往大队部跑。一路上，他的心快要跳出喉咙。大队部里，会计老吴正戴着老花镜研究那个信封。
“县里来的，”老吴把信递给他，“盖着大红章呢。”
信封很薄。本山的手抖得厉害，撕了三次才撕开。里面只有一张纸，油印的，抬头是“铁岭地区民间艺术团”。
他的目光直接跳到最后一句话：
“……经考核，决定录取你为我团学员。请于1974年12月1日前报到。”
底下盖着鲜红的公章。
本山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，他能听见自已血液流动的声音，听见窗外风吹过电线发出的呜呜声。
“咋样？”老吴问。
本山把通知书递过去，说不出话。
老吴看了，一巴掌拍在他背上：“好小子！出息了！这可是吃商品粮了！”
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石嘴沟。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赵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就被挤满了。王奶奶拎来十个鸡蛋，老孙头拿来半斤珍藏的旱烟叶，连平时最抠门的会计媳妇都送来一双新纳的鞋垫。
“本山要进城当演员了！”
“老赵家祖坟冒青烟了！”
“这孩子打小我就看行……”
赵德仁蹲在炕沿上，一个劲儿地抽旱烟，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。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孩子们能跳出农门，不用再像他一样土里刨食。现在，最小的儿子居然做到了。
只有赵德明很平静。他坐在角落里，慢慢地擦着二胡的琴筒，擦得很仔细，每一个缝隙都不放过。
夜深了，客人们散去。本山凑到二叔身边。
“二叔，我……”
“啥也别说。”德明打断他，“记住三件事。第一，去了团里，别怕吃苦，人家练一遍，你练十遍。第二，别瞧不起那些‘土玩意儿’，你的根在那儿。第三……”
他摸索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一层层打开。里面是五块钱，皱巴巴的，不知攒了多久。
“拿着。城里不比乡下，处处要用钱。”
本山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临行前夜，张凤琴的妹妹——本山的小姨来了。她嫁到了县城，听说外甥考上了艺术团，特意赶回来送行。
小姨带来了一小袋白面。这在当时的农村，是过年都舍不得吃的稀罕物。
“咱们包饺子，送本山出门。”小姨说。
可翻遍了全家，也找不出一丁点肉。最后是二叔出了主意：“就用白菜，多放点油。”
于是，那天晚上，赵家吃了一顿纯白菜馅的饺子。馅里只滴了几滴豆油，但每个人都吃得很香，仿佛那是世间最美味的珍馐。
本山吃了二十个——他数着呢。每一个他都细嚼慢咽，要把这个味道记住。
很多年后，已经成为“小品王”的赵本山在采访中说：“我这辈子吃过无数山珍海味，可最难忘的，还是离家前那顿白菜馅饺子。那不是饺子，那是全家人的指望，都包在里面了。”
四、“撂地”艺人的最后一夜
离报到还有三天，本山做了一个决定：他要最后“撂一次地”。
“撂地”是江湖行话，指在露天场所卖艺。德明年轻时经常带着侄子这么干，冬天在集市，夏天在庙会，挣几个零钱贴补家用。
这次的地点选在邻乡的大集。临近年关，集市上人山人海：卖年画的、卖鞭炮的、卖冻梨冻柿子的……空气里弥漫着烟火气、牲畜味和油炸糕的香味。
德明选了个背风的墙角，铺开一块破麻袋片。本山站在中间，德明坐在旁边拉弦子。
“各位父老乡亲，老少爷们！”本山扯开嗓子喊——这是二叔教的开场白，“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！小子初来乍到，给大伙儿唱一段！”
稀稀拉拉围过来几个人。大多是闲逛的，抱着看热闹的心态。
本山唱的是《小拜年》。这是二人转里最喜庆的段子，讲究欢快热闹。他使出了浑身解数：唱腔要亮，身段要活，脸上要笑。手绢在他手里转成了花，虽然偶尔会掉，但他总能机灵地捡起来，顺势编个包袱：
“哎哟喂，这手绢也想过年，急着往地上跑要压岁钱呢！”
围观的人笑了。有人扔了一分钱，硬币在破麻袋片上跳了两下，停住了。
本山越演越来劲。他唱完《小拜年》，又加了一段《双回门》。这是讲新媳妇回娘家的段子，需要一人分饰两角。他一会儿扭扭捏捏扮新媳妇，一会儿粗声粗气演傻女婿，转换之快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观众越来越多了。里三层外三层，把个小墙角围得水泄不通。叫好声、笑声、掌声响成一片。破麻袋片上的零钱也多了起来：一分、两分、五分，甚至还有一张皱巴巴的一毛钱。
德明的弦子也拉得格外卖力。他虽然看不见，但能听见——听见观众的反应，听见侄子的进步。他的脸上浮起笑容，那是一种匠人看到徒弟出徒时才有的欣慰。
最后一段唱完，本山累得满头大汗，棉袄都湿透了。他抱拳作揖：“谢谢各位！谢谢！”
人群渐渐散去。本山蹲下来数钱：一共两块一毛三分。这抵得上一个壮劳力三天的工分了。
“二叔，咱们挣了……”他兴奋地抬头，话却卡在了喉咙里。
德明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弦子搁在腿上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按弦的姿势，但指关节已经僵硬了。脸上还带着笑，可那笑容凝固了，像结了一层冰。
“二叔？”本山的声音在抖。
没有回应。
本山扑过去，抓住二叔的手。那双手冰凉，像冬天的铁器。
后来发生的一切，都像一场模糊的梦。他记不清自已是怎么喊来人，怎么把二叔抬到公社卫生院的。只记得赤脚医生检查后，摇了摇头：“脑溢血。送晚了。”
赵德明在昏迷两天后去世。临终前没有留下一句话。
送葬那天，石嘴沟村几乎全体出动。德明在村里人缘好，虽然是个**，但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他都去帮忙拉弦子，从不收钱。
本山抱着二叔的那把二胡，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。他没有哭，只是紧紧地抱着琴，抱得指关节发白。这把琴的琴筒被二叔的手磨得发亮，琴弦上还留着二叔的血迹——那是长年累月按弦磨出来的。
下葬时，本山突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举动：他把二胡放进棺材，放在二叔手边。
“二叔，”他对着棺材说，“琴你带着。到了那边，想拉了，就拉一段。我……我能听见。”
黄土一锹一锹地落下，盖住了棺材，盖住了那把琴，盖住了一个民间艺人朴实的一生。
那天晚上，本山一个人坐在二叔生前住的小偏厦里。煤油灯没点，月光从破窗户纸透进来，在地上投出一片惨白。
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二叔教他听声音的那个下午。琴弦上流淌出的春夏秋冬，此刻都在他耳边回响。
“二叔，”他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，“你放心。我记住了。都记住了。”
三天后，1974年12月1日，赵本山背着一个小包袱，走出了石嘴沟村。包袱里只有两件换洗衣服，和一双小姨新做的布鞋。
他没有回头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
村口的老榆树下，生产队长和几个老人站在那里送他。老孙头挥了挥手，想说什么，却只是叹了口气。
本山沿着那条走了无数次的土路，一直往前走。路两边的田野覆盖着白雪，一望无际的白，白得刺眼。
在他的身后，一个时代结束了。那个“撂地”卖艺、靠一把二胡走四方的民间艺人时代，随着赵德明的去世，画上了句号。
在他的前方，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启。那个时代有专业的排练厅，有系统的训练，有更广阔的舞台，也有更残酷的竞争。
而此刻的赵本山，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孩子，揣着一张录取通知书，口袋里装着全家凑的十五块钱，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
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他只知道，他必须往前走。
因为这是二叔用命给他换来的路。
五、初入“殿堂”：从土坷垃到“砖头”
铁岭地区民间艺术团坐落在老城区的文化大院里。
那是一栋灰色的三层楼，苏式建筑，墙皮有些剥落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，字是繁体，本山认不全。
传达室的老头戴着老花镜，从窗户里探出头：“找谁？”
“我、我是来报到的学员。”本山递上通知书。
老头接过，仔细看了看，又抬眼打量他：“学员？你多大？”
“十七。”
“看着像十五。”老头嘟囔着，指了指楼里，“三楼，团长办公室。”
楼梯是木质的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墙上贴着标语：“为工农兵服务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。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混合气味：墨水的味道、灰尘的味道，还有一种本山从未闻过的、类似药水的气味——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是松香味，是乐器保养油的味道。
团长办公室的门开着。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，正在看文件。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，领口扣得严严实实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“报告。”本山站在门口，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男人抬起头。他的眼睛很锐利，像鹰。目光在本山身上扫了一遍，从磨破的布鞋到不合身的褂子，最后停在他脸上。
“赵本山？”
“是。”
“进来。”
本山走进去，手足无措地站着。办公室很大，靠墙有一排书架，上面摆满了书和文件夹。窗台上放着一盆文竹，长得郁郁葱葱。
“坐。”
本山在靠墙的长椅上坐下，只坐了半个**。
团长拿起他的通知书，又看了看：“石嘴沟来的。家里什么成分？”
“贫农。”
“文化程度？”
“小学……没念完。”
团长皱了皱眉，在本子上记了一笔：“为什么没念完？”
“家里穷，要挣工分。”
沉默。只有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。
“你知道艺术团是干什么的吗？”团长放下笔，看着他。
本山张了张嘴，想说“唱戏的”，但觉得不对。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*****。”
团长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这是本山进门后第一次看到他笑。
“倒是会说话。”团长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“不过光会说话不行。艺术团要的是真本事。唱、念、做、打，样样都得过硬。你觉得自已行吗？”
本山低下头，看着自已的鞋尖。鞋面上破了个洞，大脚趾隐约可见。他下意识地把脚往后缩了缩。
“我……我能学。”
“学？”团长转过身，“别人从八九岁就开始练功，你现在十七了，骨头都硬了，怎么学？”
本山答不上来。他觉得脸上发烫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“这样吧，”团长走回办公桌前，“你先去学员班报到。三个月试用期。能跟上就留，跟不上……”他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白。
本山站起来，鞠了一躬：“谢谢团长。”
“等等。”团长叫住他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“这是你的生活补助，一个月十二块。省着点花。”
本山接过信封。很薄，但很重。
学员班在二楼最里面的房间。本山推开门时，里面正在上课。
二十几个年轻人，年龄和他相仿，分成两排站着。最前面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，穿着练功服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“收腹！挺胸！头正！肩平！”女老师的声音清脆有力，“二人转的站姿是基础中的基础！你们现在站的这叫啥？歪瓜裂枣！”
所有人都绷直了身体。本山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
女老师发现了他：“你，新来的？”
“是、是。”
“叫什么？”
“赵本山。”
“站到最后一排去。”
本山小跑着站到队伍末尾。旁边的男孩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好奇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。
“继续！”女老师拍了拍手，“今天练‘圆场’。看我示范——”
她脚下突然动了起来。不是走，也不是跑，而是一种轻盈的滑动，像在水上漂。脚步细碎而急促，上身却稳如泰山，手里的扇子随着身体摆动，划出优美的弧线。
“二人转的‘圆场’，讲究的是稳、轻、快。”女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，“脚下要像踩在棉花上，上身要像端着满满一碗水。来，大家试一下。”
学员们开始模仿。一时间，房间里脚步声杂乱，有人差点摔倒，有人同手同脚。
本山也试着迈步。可他的脚像灌了铅，根本“轻”不起来。常年干农活，他的步伐又重又实，每一步都恨不得在地上踩个坑。现在让他“踩棉花”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“你！”女老师指着他，“怎么像驴拉磨？”
哄堂大笑。
本山的脸涨得通红。他想起了二叔的话：“人家练一遍，你练十遍。”
那天下午，别的学员下课了，本山还留在排练厅。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对着墙上的大镜子，一遍遍地走“圆场”。
走不好。怎么都走不好。不是步子太大，就是身体太僵。汗水湿透了衣服，头发粘在额头上，他不管，继续走。
天黑了，走廊里传来脚步声。是看门的老头来锁门。
“小伙子，该走了。”
“大爷，我再练一会儿。”
“练啥练，门要锁了。”
本山只好离开。走出文化大院时，街上已经亮起了昏黄的路灯。他的宿舍在后面的平房里，八个人一间，上下铺。
同屋的都是学员。有的在练嗓子，咿咿呀呀；有的在压腿，疼得龇牙咧嘴；还有两个城里来的，正用热水泡脚，脚盆里飘着几片绿色的叶子——后来本山知道，那是薄荷叶，解乏的。
没人跟他说话。他默默地爬到自已的上铺，躺下。床板很硬，褥子很薄，但他太累了，几乎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
梦里，他还在走“圆场”。走啊走，怎么也走不到头。
六、第一个朋友与第一场“羞辱”
三天后，本山认识了他在艺术团的第一个朋友——李春明。
李春明也是农村来的，家在更偏远的山区。他比本山大一岁，个子矮矮的，眼睛小小的，但特别爱笑，一笑眼睛就眯成两条缝。
他们是在食堂认识的。艺术团的食堂不大，四张长条桌，学员们排队打饭。伙食比家里好多了：高粱米饭管饱，菜里偶尔能见到几片肥肉。
本山端着饭盒找座位时，李春明朝他招手：“这儿！这儿有座！”
两人坐在一起。李春明是个话痨，一边扒饭一边说个不停：“你是石嘴沟的吧？我听说过你，说你会学人，学得可像了。哎，你能学学咱们团长不？”
本山差点噎着。学团长？借他十个胆也不敢。
“不敢不敢。”
“有啥不敢的？”李春明压低声音，“我告诉你，团长年轻时候也是唱二人转的，听说当年在乡下‘撂地’，比咱还土呢。”
本山惊讶地看着他。他无法想象那个穿中山装、头发一丝不苟的团长，曾经也是个“撂地”艺人。
“真的假的？”
“我骗你干啥？”李春明凑得更近，“听说他为了进艺术团，在考场上学驴叫，学得可像了，把考官都逗笑了。”
本山忍不住笑了。笑着笑着，心里忽然轻松了一些。原来所有人都一样，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。
从那以后，本山和李春明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一起练功，一起吃饭，一起挨骂。李春明虽然也笨手笨脚，但他乐观，天大的事也能嘻嘻哈哈。
“怕啥？”每次被老师骂了，李春明都这么说，“最多就是撵回家种地呗。种地咋了？种地不丢人。”
可本山知道，他不能被撵回去。他肩上扛着的，不只是自已的前途，还有二叔的期望，全家的指望。
基本功训练是残酷的。每天早上五点，天还没亮，学员们就要在操场上集合，练晨功。压腿、下腰、翻跟头……每一项都是对身体的极限挑战。
本山的身体条件是最差的。十七岁，骨骼已经基本定型，柔韧性几乎为零。压腿时，别人的脸能贴到膝盖，他连脚尖都够不着。
教基本功的是个退伍的武生，姓严，大家都叫他严师傅。人如其名，严厉得近乎苛刻。
“赵本山！”严师傅用一根藤条点着他的腿，“你这叫压腿？你这叫晾腿！用劲！”
本山咬着牙，使劲往下压。大腿后侧的筋像要被拉断了一样，疼得他眼前发黑。
“哭什么哭？”严师傅呵斥，“唱戏的流汗流血不流泪！再来！”
汗水滴在地上，很快洇湿了一小片。旁边的李春明偷偷对他做鬼脸，本山想笑，却笑不出来，因为太疼了。
更难的“手绢功”和“扇子功”。二人转的手绢和扇子不只是道具，是肢体语言的延伸，是情绪的放大器。手绢要转得圆，扇子要开得飒，还要和唱腔、身段完美配合。
本山的手是干农活的手，粗糙，僵硬。拿起手绢，不是转不起来，就是甩飞了。扇子更是，一打开就合不上，一合上就打不开。
“你这是手还是耙子？”严师傅气得夺过扇子，“看好了！”
只见他手腕一抖，扇子“唰”地展开，再一抖，“啪”地合上。展开时如孔雀开屏，合上时如利剑归鞘，干净利落。
“练！练不会不许吃饭！”
那天的午饭，本山真的没吃成。他一个人在排练厅，对着镜子练扇子。一遍，两遍，十遍，一百遍……手腕酸了，手指磨破了，扇骨上沾了血迹。
傍晚，李春明偷偷给他带了两个窝头。
“快吃，还热乎呢。”
本山接过窝头，狼吞虎咽。吃着吃着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，砸在窝头上。
“咋了？”李春明慌了。
“没事。”本山用袖子抹了把脸，“就是……想家了。”
其实不是想家。是想二叔。如果二叔在，会怎么教他？会告诉他手腕要柔，手指要活，要用巧劲，不能用蛮力。
那天晚上，本山做了个梦。梦见二叔坐在他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慢慢地转手腕：“这样……这样……对，顺着劲……”
第二天早上，本山再拿起扇子时，忽然开了窍。他不再用蛮力，而是试着感受扇子的重心，顺着它的惯性。虽然还是不熟练，但至少不像昨天那么笨拙了。
严师傅看到了，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这是一个开始。虽然微小，但很重要。
七、“偷艺”与“化土”
艺术团每周有两场观摩课，看老演员演出。这是学员们最期待的时刻。
小剧场能坐两百人，舞台不大，但灯光、幕布一应俱全。老演员们上台时，台下鸦雀无声。那不是石嘴沟打谷场上的喧闹，而是一种肃穆的、近乎虔诚的安静。
本山第一次看专业演出时，被震撼了。
同样的二人转，在二叔嘴里是生存，在这些老演员嘴里是艺术。唱腔婉转如流水，身段飘逸如行云。手绢在他们手里不是手绢，是蝴蝶，是飞鸟，是流动的光。扇子在他们手里不是扇子，是刀剑，是笔墨，是情绪的指挥棒。
更让他震撼的是“说口”。二人转不只是唱，还有大量的说白，俗称“说口”。老演员们的说口，节奏分明，包袱迭出，每一句都卡在点儿上，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，却又不觉得低俗。
散场后，本山久久不能平静。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剧场里，脑子里反复回放刚才的演出。
“想啥呢？”李春明拍了他一下。
“我在想，”本山慢慢地说，“他们咋能说得那么好？”
“练的呗。”
“不只是练。”本山摇头，“他们的‘说口’，有骨头有肉。骨头是技巧，肉是……是啥呢？”
李春明答不上来。
从那天起，本山开始“偷艺”。每次观摩课，他都带着一个小本子——其实是用废纸订的，铅笔头是从垃圾堆里捡的。他记不下完整的词，就记***，记节奏，记观众笑的地方。
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在脑子里复盘。为什么这个地方观众笑了？为什么那个包袱没响？他把老演员的“说口”和自已以前在乡下说的“瞎话”对比，渐渐发现了一些门道。
民间“瞎话”热闹，但散；专业“说口”精炼，但紧。能不能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？
他开始尝试。每天练功结束后，他就拉着李春明当听众，试验自已的“说口”。
“春明，你听这段咋样？”
“说的是啊，咱们团食堂的大师傅，那做饭的手艺，啧啧……”
李春明认真地听。听到好笑的地方就笑，听到别扭的地方就皱眉。
“这儿太啰嗦了。”
“这句没劲。”
“这个包袱埋得太深，观众反应不过来。”
本山一一记下，修改，再试。有时候为了一个包袱怎么“翻”，他能琢磨一晚上。
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，团里组织学员汇报演出。每个人都要上台，演一段完整的二人转小帽。
本山和李春明搭档，演《小拜年》。这是本山最熟的段子，在石嘴沟不知演过多少遍。
可这次不一样。台下坐着的，不只是学员和老师，还有几个老演员，甚至团长也在。
候场时，本山的腿在抖。
“别怕，”李春明小声说，“就当底下坐的都是萝卜白菜。”
这话是二叔说过的。本山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上台了。灯光刺眼。本山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人头，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音乐响起。他开口唱，声音有点紧。
唱到一半，进入“说口”部分。这是本山自已改编过的，加入了很多农村的鲜活细节。讲的是新姑爷拜年闹出的笑话。
起初，台下没什么反应。本山的心往下沉。但他强迫自已镇定下来，按照平时练习的节奏，一句一句往下说。
说到新姑爷把饺子当成包子，一口咬下去烫得直跳脚时，台下有了第一声笑。
本山精神一振。他抓住这个节奏，后面的包袱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。都是农村生活的细节：丈母娘如何藏好酒，老丈人如何装严肃，新姑爷如何“露怯”……
笑声越来越密，最后连成一片。连坐在第一排的团长，嘴角都露出了笑意。
演出结束，掌声热烈。**时，李春明激动地抓住本山的胳膊：“成了！咱们成了！”
**，几个老演员围过来。其中一个姓王的老先生，在团里德高望重，拍拍本山的肩膀：“小子，有点意思。你这个‘说口’，哪儿学的？”
本山老实回答：“自已瞎琢磨的。”
“琢磨得好。”王先生说，“有土味，但不土气；有笑料，但不低俗。继续琢磨。”
这句“继续琢磨”，让本山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。
汇报演出后，本山的处境悄悄发生了变化。老师不再动不动就骂他“笨”，同学们看他的眼神也多了一丝尊重。连严师傅，都开始单独给他“开小灶”。
“你的问题不在身段，在气息。”严师傅说，“唱二人转，气要沉在丹田。你气息太浮，所以唱到高音就飘。”
他教本山练气：每天早上对着墙“喊嗓”，从低到高，循序渐进；练“狗喘气”，锻炼横膈膜；甚至教他一种古老的“数葫芦”方法——吸一口气，然后快速地数“一个葫芦两个葫芦三个葫芦……”，看能数到多少。
本山练得很苦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跑到文化大院后面的小树林里，对着树干喊嗓。冬天，呼出的白气在眉毛上结成了霜；夏天，汗水把衣服湿透了一遍又一遍。
三个月试用期满，考核那天，本山和李春明都通过了。
团长在结业会上讲话：“你们现在算是踏进了艺术的门槛。但记住，进门容易，登堂入室难。二人转这门艺术，博大精深。它不光是唱唱跳跳，它是东北人的生活，是黑土地的灵魂。你们要学的，不只是技巧，更是怎么把生活变成艺术。”
本山认真地听着。他想起二叔，想起石嘴沟，想起那些在饥饿和寒冷中依然能笑出声的日子。
那一刻，他忽然明白了自已该往哪里走。
八、方言的艺术化：从“土得掉渣”到“土得生香”
进入正式学习阶段后，本山面临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：语言。
在石嘴沟，他说的是最土的铁岭土话。那种方言，土得掉渣，土得在城里人听来甚至有些“粗鄙”。艺术团要求学员说“舞**言”——一种介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、经过提炼的艺术语言。
教语言的老师姓苏，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，********。他让每个学员读报纸，纠正发音。
轮到本山时，问题来了。
“社会**好——”本山念。
“停。”苏老师推了推眼镜，“‘社’字，舌尖要抵住上齿龈。你是舌头太硬，还是牙齿漏风？”
学员们哄笑。
本山脸红了，重念：“社——会——主——义——好——”
“还是不对。”苏老师摇头，“你的发音位置太靠后，像是在嗓子眼里打滚。往前，用口腔前部发音。”
本山试了几次，越试越糟。最后连“社会**好”都说不利索了。
苏老师叹了口气：“你先听别人念吧。”
那天的课，本山如坐针毡。他看着其他学员流利地念着报纸上的文章，字正腔圆，而他连最基本的发音都成问题。
下课了，苏老师把他留下。
“赵本山，你是哪里人？”
“石嘴沟。”
“石嘴沟……”苏老师若有所思，“那边的方言确实很有特点。但你要知道，舞**言不是方言的直接搬运，而是提炼和升华。”
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，翻到某一页：“你看，这是老舍先生的话。他说，真正的艺术语言，是‘把最土的话说得最雅，把最雅的话说得最土’。”
本山似懂非懂。
“这样吧，”苏老师说，“我给你布置个作业。你回去，用你们石嘴沟的土话，说一段最平常的事——比如怎么种地，怎么做饭。然后试着把这段话‘翻译’成舞**言。注意，不是改成普通话，而是保留方言的韵味，去掉粗粝的部分。”
这个作业让本山犯了难。他晚上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想。种地？怎么说？
他想起老孙头教他种地时说的话：“刨坑要深，撒种要匀，埋土要实，踩格子要狠……”这是最土的土话，每个字都带着泥土味。
怎么把它“艺术化”？
本山爬起来，点上煤油灯，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。他试着把这段话拆开，分析每个词的韵律、每个句子的节奏。
“刨坑要深”——“深”字可以拉长，表现用力的过程。
“撒种要匀”——“匀”字要轻，表现小心翼翼。
“埋土要实”——“实”字要重，表现踏实。
“踩格子要狠”——“狠”字要短促有力，表现决断。
写着写着，他忽然兴奋起来。这不就像二叔教他拉琴时说的“轻重缓急”吗？语言也有音乐性，也有节奏感！
第二天，他把作业交给苏老师。苏老师看着他那歪歪扭扭的字，听着他磕磕巴巴的“表演”，眼睛渐渐亮了。
“有意思。”苏老师说，“虽然还很粗糙，但方向是对的。你抓住了一个关键：方言的魅力不在词汇本身，而在它的节奏、它的韵律、它背后所承载的生活质感。”
从那以后，苏老师对本山格外关照。他不再强迫本山说“标准”的舞**言，而是引导他挖掘自已方言中的艺术潜能。
“你听，”苏老师给本山放了一段录音，是著名曲艺演员的表演，“他说的是北京话，但你能听出胡同里的生活气息。你的铁岭话也一样，要让人听出黑土地的味道，听出庄稼人的朴实和智慧。”
本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、整理、加工铁岭方言。他有一个小本子，专门记录有趣的方言词汇和表达。
“眼气”——羡慕嫉妒，但比“羡慕”更生动。
“秃噜反仗”——做事不利索，反复无常。
“吭哧瘪肚”——说话吞吞吐吐，不痛快。
“武武玄玄”——张扬，虚张声势。
这些土得掉渣的词，经过他的琢磨和加工，渐渐有了艺术的质感。他发现，方言之所以生动，是因为它直接来自生活，是生活最鲜活的切片。
有一次，团里排演新戏《送粮路上》。本山演一个赶车的老农，有一段独白，抱怨路不好走。原作写得很文气：“道路崎岖，车行艰难。”
本山觉得不过瘾。他找到编剧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老师，我能不能改几个字？”
编剧是个老知识分子，扶了扶眼镜：“你想怎么改？”
“我想这么说：‘这破道，坑连坑，洼连洼，车轱辘进去就拔不出来，颠得人肠子都快打结了。’”
编剧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改！就这么改！”
演出时，这段独白成了亮点。观众笑得前仰后合，因为太真实了——东北的乡村土路，就是这样的。
这件事让本山信心大增。他开始更大胆地尝试，把生活中的鲜活语言搬上舞台。不是照搬，而是提炼，像淘金一样，筛掉泥沙，留下金子。
苏老师说他是“化腐朽为神奇”。本山不懂这么文雅的词，他只知道，他在做一件二叔会高兴的事——把黑土地的声音，变成艺术的声音。
九、正戏与小帽：传统的内核与现代的表达
在二人转的传统里，有“正戏”和“小帽”之分。
正戏是完整的大戏，有完整的故事、复杂的人物、严谨的结构。像《包公赔情》《马前泼水》这些，往往一演就是两三个小时，要求演员有扎实的唱功、细腻的表演。
小帽则是短小精悍的小段子，类似于戏曲的折子戏，或者相声的小段。它不求完整，但求精彩；不求深刻，但求有趣。《小拜年》《双回门》《猪八戒拱地》这些，都属于小帽。
艺术团的课程安排，正戏和小帽各占一半。但学员们私下里，都更喜欢小帽——热闹，好玩，容易出彩。
本山一开始也这么想。直到有一次，王先生给他们讲《马前泼水》。
这是一个传统正戏，讲的是朱买臣休妻的故事。妻子嫌贫爱富，离开穷书生朱买臣；后来朱买臣高中状元，妻子又来相认，朱买臣在马前泼水，说“覆水难收”。
王先生不是直接讲戏，而是先讲历史**，讲人物命运，讲这出戏背后的人情冷暖。
“你们以为这只是一出男人报复女人的戏？”王先生问，“错了。这是时代的悲剧，是命运的无常。朱买臣不是无情，他是被伤透了心。妻子不是不要脸，她是被生活逼的。”
他让学员们分析人物的心理：朱买臣被休时的屈辱，高中时的扬眉吐气，再见前妻时的复杂心情；妻子的虚荣、后悔、绝望……
本山听着听着，忽然想起了二叔。二叔拉《马前泼水》时，琴声里的苍凉和悲悯，他以前不懂，现在好像懂了一点。
王先生让每个学员试演一段。本山演朱买臣被休后的一段唱。他一开始只是机械地唱词，但唱着唱着，他想起了自已离家时的情景，想起了二叔的期望，想起了在艺术团遭受的白眼和嘲笑……
那些情绪涌上来，注入到唱腔里。他的声音还是那个声音，但多了厚度，多了重量。唱到最后一句“一朝落魄被犬欺”时，声音里带着哽咽。
唱完了，教室里很安静。王先生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赵本山，你过来。”
本山走过去。王先生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
“你刚才……想起了什么？”
本山低下头：“想起了我二叔。”
“你二叔是做什么的？”
“唱二人转的。盲人。”
王先生点点头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记住这种感觉。艺术不是演别人，是通过演别人，表达自已。”
从那以后，本山对正戏的态度变了。他不再觉得正戏“闷”，反而开始钻研那些传统大戏里的精华。他发现，正戏之所以能流传百年，是因为它抓住了人性中最普遍、最深刻的东西：爱与恨，得与失，荣与辱。
但与此同时，他也没有放弃对小帽的钻研。他开始尝试把小帽的“活”和正戏的“深”结合起来。
比如《小拜年》，原本就是个热闹喜庆的段子。本山在演的时候，除了保持原有的热闹，还试着给人物增加厚度：新姑爷不只是傻乐呵，他还有第一次上门的紧张、想讨好丈人的小心思；丈人也不只是严肃，他有对女婿的考验，也有对女儿未来的担忧……
这样一演，《小拜年》就不再是单纯的搞笑，而有了生活的质感，有了人性的温度。
王先生看了他的演出，评价说：“你这是把正戏的‘骨’和小帽的‘肉’合在一起了。好。”
本山渐渐明白，传统不是用来照搬的，是用来创新的。二人转之所以能在黑土地流传几百年，不是因为它一成不变，而是因为它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吸收新的养分，一直在适应新的时代。
而他，也许可以成为这个传统的新传人——不是简单地继承，而是创造性地转化。
十、第一次登台：从学员到演员
1975年夏天，艺术团要下乡演出。这是每年的例行任务，也是学员们第一次以正式演员身份登台的机会。
演出地点在更偏远的山区，一个叫老虎沟的地方。汽车在盘山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，才到达目的地。
老虎沟比石嘴沟还穷。村子建在半山腰，房子都是石头垒的，屋顶盖着茅草。村里没有电，晚上照明靠煤油灯和松明子。
演出的场地在打谷场。村里人用木板临时搭了个台子，四角竖起竹竿，挂上汽灯。天一黑，汽灯点亮，成了方圆几十里最亮的地方。
村民们早早吃过晚饭，搬着小板凳来占位置。老人、孩子、妇女、壮劳力……几乎全村出动。他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脸上刻着风霜的痕迹，但眼睛里闪着光——那是难得的文化娱乐带来的兴奋。
本山他们的节目排在下半场。上半场是老演员的戏，唱的是《梁赛金擀面》。这是传统正戏，唱腔优美，故事动人。
台下的村民看得如痴如醉。他们也许听不懂那些文雅的唱词，但他们能听懂故事里的悲欢离合，能感受到唱腔里的情感起伏。
中场休息时，本山在**偷偷往外看。他看到前排一个老大娘，一边看戏一边抹眼泪；看到几个孩子，模仿台上的动作，互相打闹；还看到村长，蹲在台角，吧嗒吧嗒抽旱烟，眼睛却一直盯着台上。
那一刻，本山忽然明白了团长说的“为工农兵服务”是什么意思。不是一句**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连接——艺术和生活的连接，演员和观众的连接。
轮到学员上场了。本山和李春明演的是《**观灯》，这是他们的拿手戏。本山演**，李春明演引路人。
上台前，本山很紧张。手心里全是汗，腿有点发软。李春明捅了他一下：“怕啥？底下坐的都是咱叔咱婶。”
这话管用。本山深吸一口气，上了台。
汽灯的光很刺眼，但他能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人头，能看到那些质朴的、期待的面孔。他忽然不紧张了，反而有一种亲切感——这些人和石嘴沟的乡亲们一样，都是黑土地养育的人。
音乐响起。本山进入角色。他演的是一个乐观的**，虽然看不见，但对生活充满热情。他“看”灯不是用眼睛，而是用耳朵听，用鼻子闻，用手摸，用想象填补视觉的空白。
“这盏灯，我听着声儿，像是荷花灯——”
“你咋知道是荷花灯？”
“我闻见香味儿了！清清凉凉的，像露水打在荷叶上……”
台下的观众被带入了他的想象世界。他们随着他的描述，“看见”了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灯。
演到一半，出了个小意外。本山手里的探路棍突然断了——那是根很旧的竹竿，早就朽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但马上反应过来，顺势编词：
“哎哟喂，这灯太亮，把棍儿都照化了！”
台下爆发出哄堂大笑。这临场应变，比原词效果还好。
演出结束，掌声雷动。村民们不肯散场，喊着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
团长临时决定加演。本山和李春明又演了一段《小放牛》，还是那么火爆。
**后，几个老演员围过来。王先生拍着本山的肩膀：“小子，今天这场，成了。你知道你成在哪儿吗？”
本山摇头。
“成在你没把这场演出当‘演出’。”王先生说，“你是在跟乡亲们唠嗑，是用他们的语言，说他们的事儿。这就对了。二人转的根在民间，离了民间，什么都不是。”
那天晚上，本山躺在老乡家的土炕上，很久没睡着。他听着窗外的虫鸣，闻着空气中柴火的味道，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台上的每一个瞬间。
他想起了二叔。如果二叔能看到今天的演出，会说什么？也许什么都不会说，只是笑，就像当年在石嘴沟的打谷场上一样。
从老虎沟回来，本山感觉自已不一样了。不是技术上突飞猛进，而是心态上发生了变化。他不再把自已当成一个“学员”，一个“学习者”，而是开始把自已当成一个“演员”，一个“表达者”。
艺术团的生活还在继续。每天还是练功、上课、排练，但本山的眼睛里多了一些东西。那是一种笃定，一种知道自已要往哪里走的笃定。
1975年底，艺术团进行年度考核。本山的成绩排在中上游——不是最好的，但进步是最快的。
团长在考核总结会上点名表扬了他：“赵本山同志，从刚来时话都说不利索，到现在能在台上独当一面，进步有目共睹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，把生活语言艺术化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”
那天晚上，本山给家里写了封信。信很短，只有几句话：
“爹，我在团里一切都好。老师说我有进步。我会好好学，不辜负你们的期望。二叔的琴，我一直记得。”
写完后，他走到窗前。窗外，铁岭的冬夜漆黑如墨，但远处有点点灯火，像是散落的星星。
他想，二叔也许就在那些星星中的某一颗上，拉着琴，看着他。
而他，要继续往前走。带着黑土地的根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
这条路还很长，但他已经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
从石嘴沟的打谷场，到铁岭文化大院的小剧场，再到老虎沟的汽灯舞台——这是一个民间艺人的学徒时代，也是一个艺术家破土而出的前夜。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赵本山将继续打磨他的技艺，继续寻找他的声音。而所有这一切，都将在他遇到那个改变命运的作品时，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。
那个作品叫《摔三弦》。
但那，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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